卷四 典训·先贤务农

  《孟子》:“后稷教民稼穑,树艺五谷;五谷熟,而民人育。”
  《孟子》:“后稷教民农作、种植五谷;五谷丰收,人民得到养育。”

  《氾胜之书》:“汤有旱灾,伊尹作为‘区田’,教民粪种,负水浇稼。”氾,扶岩反,水名。又姓,出敦煌、济北二望,本姓凡氏,避地于汜水,因改焉。
  《汜胜之书》:“商汤的时候,发生过旱灾,伊尹创造区田种植法,教导百姓用粪水给区田施肥,背着水浇灌庄稼。”氾,扶岩反,水名。“氾”字作为姓氏,起源于敦煌、济北地方的两个名门望族,他们本来姓“凡”,因为避秦乱,逃到氾水,便改姓“氾”。

  《史记》:“管仲相齐,与俗同好恶。其称曰:‘仓廪实,而知礼节;衣食足,而知荣辱。’”
  《史记》:“管仲在齐国做宰相时,他的喜好和憎恶与世俗百姓相同。他曾说:‘百姓的粮仓充足,丰衣足食,才能顾及到礼仪,重视荣誉和耻辱。’”

  猗顿,鲁穷士,闻陶朱公富,问术焉。告之曰:“欲速富,养五牸。”乃畜牛、羊,子息万计,赀拟王公。
  猗顿是鲁国的穷困的读书人,听说陶朱公非常富有,便前去请教致富的方法,陶朱公告诉他说:“要想很快致富,就养五畜中雌性的牲畜。”他就开始畜养牛羊,繁殖的幼畜要以万来计量,他的资产能与王公比拟。

  《庄子》:“长梧封人曰:‘昔予为禾稼,而卤莽种之,其实亦卤莽而报予;芸而灭裂之,其实亦灭裂而报予。来年深其耕而熟耨之,其禾繁以滋,予终年厌飱。’”
  《庄子》:“长梧封人说:‘往年我种庄稼,随随便便地将种子种下,庄稼也随便地回报我;锄草时马虎了事,庄稼也马虎了事地回报我。第二年,我深耕田地,并且勤加耘锄,庄稼生长得繁茂旺盛,我全年饱食不受饥饿。’”

  《前汉·食货志》:“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。师古曰:‘李悝,文侯臣也;悝音恢。’以为地方百里,提封九万顷,除山泽、邑居,参分去一,为田六百万亩。治田勤谨,则亩益三升;服虔曰:‘与之三升也。’臣瓉曰:‘当言三斗。谓治田勤,则亩加三斗也。’师古曰:‘计数而言,字当为斗。瓒说是也。不勤,则损亦如之。地方百里之增减,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。’又曰:‘籴甚贵,伤民;韦昭曰:“此‘民’,谓士、工、商也。甚贱,伤农。民伤,则离散;农伤,则国贫。故甚贵与甚贱,其伤一也。’”
  《汉书·食货志》:“魏文侯时,李悝倡行充分利用地力的教化。师古说:‘李悝是魏文侯的臣;悝,音“恢”。’他说:方圆百里的土地,提封九万顷,除山陵、沼泽、城市、村居,占地三分之一,剩余的耕地还有六百万亩。种田勤勉,每亩可增收三升;服虔说:‘是给农民三升。’臣瓒说:‘三升应作三斗,是说农事勤勉的时候,每亩可增产三斗。’师古说:‘根据实地计算,三升应作三斗。臣瓒的说法是对的。种田不勤勉时,每亩减收的数量也是三升。所以说方百里的土地,增收和减收的数字,都会达到一百八十万石。’又说:‘粮食的价钱太高就会损害百姓的利益,韦昭说:“这里说的百姓,是指士、工、商。”粮价过低会伤害农民的利益。士工商受到伤害,便会离开这里去往其他的地方;农民受到伤害,国家就会贫穷;所以粮价过高或过低,都会造成危害。’”

  汉文帝时,贾谊说上曰:“管子曰:‘仓廪实,而知礼节。’民不足而可治者,自古及今,未之尝闻。汉之为汉,几四十年矣,公私之积,犹可哀痛。世之有饥穰,天之行也,禹、汤被之矣引。即不幸,有方二三千里之旱,国胡以相恤?卒然边境有急,数十百万之众,国胡以馈之?夫积贮者,天下之大命也。苟粟多而财有余,何为而不成?以攻则取,以守则固,以战则胜。怀敌附远,何招而不至?今驱民而归之农,使天下各食其力。末技游食之人,转而缘南亩,则蓄积足,而人乐其所矣。”
  汉文帝时,贾谊劝说皇上说:“管子说:‘百姓的粮仓充足,丰衣足食,才能顾及到礼仪。’百姓的粮食不充足,而能将国家治理好的例子,从古到今还未曾听说过。汉朝建国至今,历时已近四十年,国家和百姓的储粮,仍使人感到非常痛心。人世间有丰穰和饥馑,是天时运行的常事,虽禹、汤在位,仍不免有天灾。假如不幸发生宽广二三千里的大旱灾,国家用什么救济百姓?再如边境突然遭受敌人入侵,常须调动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军队,国家用什么去供给军粮?贮积一事,实为关系天下安危的大事。只要国家粮多和财力充足,还有什么办不成功的事情?用以攻城必取,用以守土必固,用以兴兵作战必胜。怀柔敌人,哪怕是遥远的番邦也一定会归顺朝廷;那时还会有什么人,不听从朝廷命令!现在应当驱使众人回到农业中去,让天下的人都能自己生产自己吃;让从事末技游食的人,都能从事农业生产,必会使蓄积充足,人民安居乐业。”

  前汉,宣曲任氏。楚汉相距于荥阳,米石至万。而豪杰金玉,尽归任氏,以此起富。折节为俭,力田畜。人争取贱贾,任氏独取贵善。富者数世。然任公家约:“非田畜所生,不衣食。公事不毕,则身不得饮酒食肉。”以此为闾里率,故富而主上重之。
  西汉时,宣曲任氏,善储粟谷。当时楚汉两军正在荥阳交战,米价上涨到每石一万钱。大户人家不得不用金玉交换粮食,金玉全都进入于任氏手中,任氏由此大富。改变平时的志趣行为,努力从事种田和畜牧。别人买东西,都抢着要便宜的,唯独任氏乐意出高价买好的。他家的富足,保持了好几代人。任公所立的“家约”规定:“非自家田地出产,非自养畜禽所生,一概不准穿不准吃。国家的钱粮没有缴纳完毕,就不准饮酒吃肉。”并能身体力行成为乡里众人的表率。为此,他既极为富有,又受到人主的敬重。

  赵过,为搜粟都尉,能为代田,以故田多垦辟;用力少而得谷多。
  赵过,任搜粟都尉,创行代田法,田地大多得到开垦。代田法花费的劳力少,但得到的谷物更多。

  黄霸为颍川,使邮亭、乡官皆畜鸡、豚,以赡鳏、寡、贫穷者。及务耕桑,节用殖财,种树畜养,去浮淫之费,治为天下第一。
  黄霸,任颍川郡太守,让邮亭、乡官都饲养鸡猪,(所得收入)用来赡养鳏、寡和贫穷的人。又让(百姓)耕种,事蚕桑,节省用度,增值资财,种植树木和蓄养牲畜,去除百姓的铺张浪费,他的政绩为天下第一。

  龚遂为渤海,劝民务农桑,今口种一株榆,百本睻,五十本葱,一畦韭;家二母彘,五鸡。民有带持刀剑者,使卖剑买牛,卖刀买犊,曰:“何为带牛佩犊?”春夏不得不趣田亩;秋冬课收敛,益蓄果实、菱、芡。吏民皆富实。
  龚遂,任渤海郡太守,劝导百姓勤务农耕,从事蚕桑;要求每人栽种榆树一株、睻一百本、葱五十本、韭菜一畦,每家养母猪两头、鸡五只。百姓有佩带刀剑的,便让他卖掉剑买牛,卖掉刀买牛犊,说:“为什么把牛和犊佩带在身上?”春天和夏天,农人必须到田间劳动;秋天和冬天,督促百姓收刈入仓,增储果实、菱芡。全境吏民都过上富足殷实的生活。

  何武为刺史,行部必问垦田顷亩、五谷美恶。
  何武任(扬州)刺吏,巡行所属部域一定要询问州郡垦田若干顷亩,五谷生长好坏。

  召信臣为南阳,好为民兴利,务在富之。躬劝耕农,出入阡陌,止舍离乡亭,稀有安居时。行视郡中水泉,开通沟渎,起水门提阏,凡数十处,以广溉灌;岁岁增加,多至三万顷。民得其利,蓄积有余。信臣为民作《均水约束》,刻石立于田畔,以防分争。禁止嫁娶送终奢靡,务出于俭约。郡中莫不耕稼力田。吏民亲爱信臣,号曰“召父”。
  召信臣任南阳郡(太守),重视为人民兴办有利的事业,一心一意地要让百姓快些富裕。他深入农村,出没在路边田畔,亲自劝说农民重视农耕。他住宿过的地方,遍及全郡各地的乡亭,极少有休息的时间。他视察郡中的水源,挖通沟渠,修建水门提阏共数十处,用来扩大灌溉面积。灌田数年年增加,多达三万顷。人民蒙受到灌溉的利益,家有储积。他为百姓制定《均平用水公约》,刻于碑石,立在田首地畔,以防发生争水的纠纷。嫁娶、丧葬务求节约,禁止奢侈浪费。郡中百姓无不努力务农,勤勉耕耘。全郡官民无不对信臣怀有敬爱的感情,尊称他为“召父”。

  后汉王丹,家累千金,好施与,周人之急。每岁时农收后,察其强力收多者,辄历载酒肴,从而劳之;便于田头树下,饮食劝勉之;因留其余肴而去。其隋懒者,独不见劳,各自耻不能致丹,其后无不力田者。聚落以致殷富。
  后汉王丹,家中资产累积了千金,为人好施舍,常常帮助别人解决困难。每到年终收获大忙过后,察访劳动好、收谷多的农人,便携带着酒肉,一一前去犒劳。常在田头树下,席地饮食,劝勉慰问他人。临走时把剩余的酒菜留下,随即辞去。那些懒惰的人,得不到王丹的犒劳,他们都以王丹不来慰劳自己为耻,此后没有不努力种田的。由此全村百姓,无不富裕。

  杜为南阳,省爱民役,广拓土田,郡内比室殷足。为之语曰:“前有召父,后有杜母。”
  杜诗任南阳太守,省简劳役,爱护百姓,垦田数量大大增加,全郡百姓家家殷实富足。人民歌颂他说:“前有召父,后有杜母。”

  任延为九真太守。九真俗以射猎为业,不知牛耕,每致困乏。延乃令铸作田器,教之垦辟;岁岁开广,百姓充给。
  任延官为九真太守。九真地方的百姓,向来以射猎鸟兽为生,尚不知晓牛耕的方法,故时常陷于贫困。任延便叫百姓铸造各种农具,教给他们使用的方法,开垦土地。从此新开辟的耕地年年增加,百姓生活充足。

  茨充为桂阳令,俗不种桑,无蚕织、丝麻之利,类皆以麻枲头贮衣。民惰窳,少粗履,足多剖裂血出,盛冬皆然火燎灸。充教民益种桑柘,养蚕、织履;复令种苎麻。数年之间,大赖其利,衣履温暖。今江南知桑蚕、织履,皆充之教也。
  茨充任桂阳县令,当地百姓不知种桑,人民享受不到养蚕和纺织丝麻的利益,多用麻枲头填充冬衣。百姓习于懒惰,生活简陋,连脚上穿的粗履都极少见到;许多人的脚冻裂开口出血,严冬时都点火烘烤。茨充让百姓多栽桑树和柘树,养蚕缫丝织履;并让多种苎麻。经过数年的时间,便享受到丝麻的利益,穿上了温暖的衣服和鞋子。今日江南知道种桑、养蚕、织作丝履,都是茨充的教导。

  张堪拜渔阳太守,开稻田八千余顷,劝民耕种,以致殷富。百姓歌曰:“桑无附枝,麦穗两歧;张君为政,乐不可支。”
  张堪官拜渔阳太守,开辟稻田八千多顷,劝百姓种稻,使人民过上富裕生活。百姓歌颂他说:“桑树无附枝,麦穗分两歧;张君施仁政,其乐不可支。”

  樊重,字君云,谥寿张敬侯。世善农稼,好货殖。重性温厚,有法度。三世共财,子孙朝夕礼敬,常若公家。其营理产业,物无所弃;课役童隶,各得其宜。故能上下戮力,财利岁倍,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。其所起庐舍,皆有重堂高阁,陂渠灌注。又池鱼牧畜,有求必给。尝欲作器物,先种梓、漆,时人嗤之;然积以岁月,皆得其用,向之笑者,咸求假焉。赀至巨万,而赈赡宗族,恩加乡闾。外孙何氏,兄弟争财,重耻之,以田二顷,解其忿讼,县中称美。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,遗令焚削文契。责家闻者皆惭,争往偿之。常戒其子曰:“富贵盈溢,未有能终者。吾非不喜荣势也,天道恶满而好谦,前世贵戚,皆明戒也。保身全己,岂不乐哉!”
  樊重,字君云,追封寿张敬侯,世世代代擅长农事种植和喜好经营商业。樊重为人性情温和敦厚,治家有法度。三世同堂共居,子孙早晚向他请安问候,俨如身在公家。他经管家产,向来没有被抛弃掉的东西;督促使用童仆,都很得当。所以能上下齐心协力,家庭收入年年成倍增加,开垦的田地多至三百多顷。他建造的房舍,都有好几进厅堂和高阁,引陂渠水灌注庭院间。他家又养鱼、饲牲畜,家中所有需用之物都能自给。他曾为了想做家具,先着手栽种梓、漆,受到别人的讥笑;但若干年后,梓、漆皆得到应用,过去讥笑他的人也前来向他请求借用。他的财产多达好多万,便用来周济抚恤本宗族的人,本乡本土的人也得到他的惠赐。有外孙何姓,兄弟之间为争家产闹纠纷,樊重认为这事很不光彩,便用他自己的田地二百亩,平息了他们的争讼,受到县人的称赞和好评。他平时借贷出去的钱款,累计不下数百万,临终留下遗言,把文契全部焚削掉。借债的人听说以后,皆感到非常惭愧,争先恐后地前来还债。樊重时常告诫儿子们说:“大富大贵的人家,没有能保持始终不败的。我并非不喜欢荣华富贵,怎奈天道厌恶骄满,喜好谦恭,前朝权贵外戚的结局,都可作为明戒。但求保全父母,保全自己,岂不是很快乐吗!”

  王景为庐江太守,百姓不知牛耕,致地力有余,而食常不足。景乃教民用犁耕,垦辟倍多,境内丰给。又训令蚕织,为作法制,著于乡亭。
  王景为庐江郡太守,百姓不知晓使用牛耕,故土地虽然有潜力,但粮食却常不够吃。王景就教百姓用牛和犁耕田,所开垦的土地,成倍增加,使本郡百姓丰衣足食。他又教百姓养蚕和纺织,并编写出蚕织方法规程,张贴在各地乡亭。

  王符曰:“一夫不耕,天下受其饥;一妇不织,天下受其寒。今举俗舍本农,趋商贾,是则一夫耕,百人食之;一妇桑,百人衣之。以一奉百,孰能供之!”
  王符说:“一个农夫不耕田,天下便会受到饥饿;一个妇女不织布,天下便会受到冻寒。如今世俗都舍弃农耕本业,转而趋向商贾,这无疑是:一个人种田,供一百人吃食;一个妇女种桑养蚕,供一百人穿衣。用一个人的力量,供养一百人,怎么能供应够呢!”

  崔寔为五原,土宜麻枲,而俗不知织绩。民冬月无衣,积细草卧其中。见吏,则衣草而出。寔为作纺绩、织纴之具以教,民得以免寒苦。
  崔寔任五原郡太守,那里的土地本来适合种麻,但当地百姓却不知晓纺绩织布。百姓冬天没有衣穿,便将细草堆积起来,人卧在草堆里避寒。会见官吏,便身披细草当衣。崔寔为他们制作纺绩织布的工具,教给纺织的方法,使他们免受冻寒的痛苦。

  刘陶曰:“民可百年无货,不可一朝有饥,故食为至急也。”
  刘陶说:“百姓可以百年无器用,不可以一天没饭吃,可见粮食是不可缺少的急需物资。”

  仇览为蒲亭长,劝人生业,为制科令,至于果菜为限,鸡豕有数。农事既毕,乃令子弟群居就学。其剽轻游恣者,皆役以田桑,严设科罚。躬助丧事,赈恤穷寡。期年,称大化。
  仇览任蒲亭长,劝令百姓搞好生活和生产,并制定出明文条令,详细规定种植蔬菜和果树的数量,喂养鸡只和生猪的数目。农事完毕,便让子弟聚集起来学习。百姓中如有剽轻不轨或游手好闲、恣意妄为的人,便责令他们从事种田和蚕桑劳动,并规定有严格的监督惩治条例。他本人能亲自帮助百姓料理丧葬,赈济贫穷,抚恤孤寡。一年过后,民风大变。

  杜畿为河东,劝耕桑,课民畜牸牛、草马,下逮鸡豚,皆有章程,家家丰实。然后兴学校,举孝悌。河东遂安。
  杜畿任河东郡太守,劝令百姓耕农、务蚕桑,督促他们畜养牸牛、草马,甚至养鸡豚多少,皆有规定,家家衣食丰足。接下来便是着手兴办学校,选举孝悌。河东郡遂趋向安定。

  童恢除不其令,若吏称其职,人行善事,皆赐酒肴以劝励之。耕、织、种、收,皆有条章。一境清静。
  童恢除任不其县令,凡本县官吏,只要能胜任本职工作,本人能行善事,皆赐予酒肉,以资奖励。对农耕、纺织、播种、收获,各种农活,皆规定有具体要求。全县境内,安宁无事。

  《齐民要术》:皇甫隆为敦煌。敦煌俗不晓作耧犁;及种,人牛功力既费,而收谷更少。隆乃教作耧犁,所省佣力过半,得谷加五。又敦煌俗,妇女作裙,孪缩如羊肠,用布一匹。隆又禁改之,所省复不赀。
  《齐民要术》载:皇甫隆任敦煌郡刺史,百姓不知晓制作耧犁,播种时既费人工和牛力,而且谷子的产量也很低。皇甫隆便教给百姓制造耧犁,节省的劳力超过一半,收获的谷子增加五成。又敦煌的风俗,妇女穿的裙子,习惯做成折绉孪缩如同羊肠一般的百褶裙,一条裙子要费掉一匹布。皇甫隆加以禁止,并改用新裙式,所节省的费用也不可胜计。

  僮种为不其令,率民养一猪、雌鸡四头,以供祭祀,死买棺木。
  僮种任不其县令,规定每人养一头猪、四只母鸡,以供祭祀或死后卖掉用来买棺材。

  颜裴为京兆,乃令整阡陌,树桑果。又课以闲月取材,使得转相教匠作车。又课民无牛者,令畜猪;投贵时卖以买牛。始者民以为烦,一二年间,家有丁车引、大牛,整顿引丰足。
  颜裴任京兆尹,于是让百姓整修田间道路,(在路边)种植桑树和果树。又规定在农闲月份,伐取木材,使民转相传授造车技术。又规定凡是没有牛的人家,必须养猪,趁猪价贵时卖出,用卖猪的钱买牛。初开始时,百姓感到政令过于烦琐,但一二年过去,每家都有丁车、大牛,事事整顿,丰衣足食。

  谯子曰:“朝发而夕异宿,勤则菜盈倾筐。且苟有羽毛,不织不衣;不能茹草饮水,不耕不食。安可以不自力哉?”
  谯子说:“早晨同时出发,到天晚投宿,便会有(远近的)不同;(同时采野菜)勤快的人可采满筐。即使有了羽毛,不织成布,仍然没有衣服穿;人不能依靠吃青草喝凉水生活,不从事农耕,便没有饭吃。难道一个人可以不自己努力吗?”

  李衡于武陵龙阳洲上作宅,种甘橘千树。敕儿曰:“吾州里,有千头木奴,不责汝衣食,岁上一匹绢,亦可足用矣。”橘成,岁得绢数千匹。
  李衡在武陵郡龙阳洲上,修建住宅,种植了一千株柑橘,(临死)告诫儿子说:“我州里有一千头木奴,不要你供给它们吃穿,每头每年向你献上一匹绢,也可以足够用了。”橘树长成后,果然一年可得到好几千匹绢。

  仲长子曰:“天为之时,而我不农,谷亦不可得而取之。青春至焉,时雨降焉,始之耕田,终之簠簋,惰者釜之,勤者钟之。时及不为,而尚乎食也哉?”
  仲长子说:“上天替人作成四时,我若不务农,也不可能得到粮食。春天已到,时雨已经降下,从整地播种开始,到粮食收获入簠簋结束,懒惰的人亩收一釜,勤勉的人亩收一钟。农时已到,而不及时播种的人,尚可得到吃食吗?”

  北魏辛纂,拜河内刺史,督劝农桑,亲自检视,勤者资以物帛,惰者加以罪。
  北魏辛纂,官拜河内郡刺史,督促劝导百姓从事农业和蚕桑生产,常亲自下乡检查视察。对勤勉的人,奖给财物、布帛;对懒惰的人,则进行惩罚。

  魏陈思王曰:“寒者,不贪尺玉,而思短褐;饥者,不愿千金,而美一食。”
  曹魏陈思王说:“身受冻寒的人,并不贪求尺玉,而是渴望得到一件短褐;饥饿的人,并不愿得到千两黄金,而是以能得到一顿饱餐为美事。”

  晋桓宣镇襄阳,劝课农桑,或载鉏耒于轺轩,或亲耘获于垄亩。
  晋桓宣镇守襄阳,督促奖励农耕蚕桑,有时将锄头、耒耜置放在轺轩上,有时亲赴田间参加锄地和收刈劳动。

  唐张全义为河南尹,经黄巢之乱,继以秦宗权、孙儒残暴,居民不满百户,四野俱无耕者。全义招怀流散,劝之树艺。数年之后,都城坊曲,渐复旧制;诸县户口,率皆归复;桑麻蔚然,野无旷土。全义明察,人不能欺,而为政宽简。出见田畴美者,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,召田主劳以酒食。有蚕麦善收者,或亲至其家,悉呼出老幼,赐以茶彩衣物。民间言:“张公不喜声伎,见之未尝笑;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!”
  唐张全义任河南尹,当时经过黄巢作乱,接着又遭秦宗权、孙儒的大烧杀,居民不到一百户,城四郊看不到有耕田的人。全义招流民安置,劝他们从事农耕;几年以后,都城中大街小巷,逐渐恢复旧日的规模;各县的户口,亦多恢复。遍地是生长茂盛的桑麻,田野中看不到有不耕的荒地。全义为人明察事理,别人不能欺瞒,但他的治理方法,却宽缓和平,政令简约。全义每外出,看到有的田地庄稼生长好,便下马和随从人等共同观看,召见田主用酒饭进行慰劳。谁家的蚕茧、麦子收成好,有时便亲自到他家,叫出全家老幼,赐给茶彩衣物。民间传说:“张公不喜爱歌舞女伎,有时观看,亦不曾见他有笑容;只有看到好麦、好蚕茧,才会喜笑颜开!”

  有田荒秽者,则集众杖之。或诉以“乏人牛”,乃召其邻里,责之曰:“彼诚乏人牛,何不助之?”众皆谢,乃释之。由是邻里有无相助,故比户皆有蓄积,凶年不饥,遂成富庶焉。
  有的人家,田地荒芜草多,全义便将此家人召集到一起,用杖责打。假如被打人申诉说,“田荒,是因缺乏人力牛力”,便召集他的邻人加以责问说:“如他确是缺乏人力牛力,你们为何不帮助他?”直到众人都承认错误,才放他们离开。从此邻里之间有无相通,彼此互相帮助,所以家家有存粮,即便遇到灾荒的凶年,也不会挨饿。(河南府)从此变成富足的地方。

  李袭誉,尝谓子孙曰:“吾负京有田十顷,能耕之,足以食;河内千树桑,事之,可以衣;能勤此,无资于人矣。”
  李袭誉曾经告诉子孙说:“我家在京城附近有田地十顷,能耕种的好,可足够吃的;河内有千株桑树,从事蚕绩,便可供穿衣;只要能勤于这些,便不需要他人的资助了。”